广州清代惟一状元庄有恭

　清代，广东先后出现过三位状元，分别是乾隆时的庄有恭、嘉庆时的林召堂、同治时的梁耀枢，而庄有恭的政治建树最大。庄有恭(1713～1767)，字容可，号滋圃，番禺(今属广州市黄埔区文冲村)人。祖籍福建晋江，其父在奕仁时才定居番禺。有恭在兄弟七人中排行老二。史载有恭“生而颖异，十三通五经，旋补诸生以选贡考，授宗人府教习”。乾隆四年(1739)庄有恭被钦点为状元，开始其近30年的政治生涯。
　　庄有恭早期的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。他初次面见乾隆时，就给皇帝留下良好的印象。“殿试日，公对策有云：不为立仗之马，而为朝阳之凤”，深得皇上喜爱，“此二语当时颇传诵之”。乾隆见其“风度端凝，天颜喜甚，赐及第，授修撰。次日，即命入直尚书房”。乾隆五年(1740)，充日讲起居注官，累迁侍讲学士。1744年迁光禄寺卿，寻丁父忧。1746年特擢内阁学士，入都迁兵部右侍郎。1748年提督江苏学政。1750年正月，授户部侍郎，寻充江南乡试正考官。1751年仍提督江苏学政，并授江苏巡抚，成为地方大员。
　　庄有恭勤政爱民，“誓以清勤自励”。自1752年出任江苏巡抚起，“桂事六载，昼见僚属，夜治文书，或至漏尽不少休”。1753年夏秋之交，淮阳诸郡水灾，他亲往察勘抚恤，后“得旨截漕百二十万石，发帑银五百万两，以备赈济，民乃得苏”。1756年夏季，辖区内民多病疫，庄氏带头捐助，以期百姓渡过难关，史载他“首捐俸，令有司察民病者，予药。死者，予櫘”。庄氏一生较为清正，其晚年在福建巡抚任上，预先告诫晋江族人不要来找他。当有族人找他的时候，他就派手下的人加以阻拦谢绝：“我为封疆大臣，嫌疑当避，且候去此之日，再相见，今则不敢也。”庄氏的做法，最终赢得了族人的理解，“及公之薨，晋江宗人始来会哭，咸称公之公正为不可及”。
　　在江苏巡抚任内，有一事差点要了有恭的性命。当时，奉兴县朱呥犯坐主使杀人罪，按律应绞。朱呈请赎罪，有恭为了缓解财政困难，就答应了朱的请求。但庄并没有请示中央，直到1756年庄离任江苏巡抚赴江南河道总督时才上奏朝廷。乾隆看完奏折后非常生气，谕曰：“庄有恭此奏，观之实为骇然，岂有入人死罪并未奏闻，擅自饬司准其收赎，至离任后始含糊具奏之理”，并命令尹继善等据实查办。“尹继善及新任巡抚爱必达奏朱呥赎罪一案，有恭不遵成例遽行批准，专擅之罪百喙难辩；又有恭监试秋闱，察出张谷孙等贿谋联号，擅批议罚；又严凝裕斗蟋蟀事，有恭亦批罚赎；俱未奏其所罚银分贮江宁、吴县、泰兴等库。”这些罪名按律也够杀头了。1757年4月，大学士九卿拟有恭罪应绞。乾隆帝考虑到，在这些案件中所涉及到的经济问题，钱财都存放在地方的公库之中，并没有被庄氏装进自己的腰包，所以，再次免了他的死罪。乾隆朱批曰：“此案尚无赃私入己情弊，着从宽免死，发往军台效力。伊现有母丧，仍加恩准其回籍料理，事毕前往军台，不准捐赎。”后“方诣谪所，命戴罪署湖北巡抚”。庄有恭度过了政治上的一大劫难。
　　庄有恭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经受了罚俸、革职、赴军台效力，甚至秋后问斩等惩罚，却又一次次被乾隆赦免。乾隆之所以对他手下留情，还得从庄的治水功绩说起。
　　乾隆非常重视水利建设，他认为：“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，而养民之道，必使兴利防患，水旱无虞，方能使盖藏充裕，缓急可资。”江浙地区是全国的财赋重心，但常受到海潮的冲击。特别是从杭州到海宁一段，潮灾最为严重。历代对江浙地区的水利都很重视。明代及清康雍时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海塘修筑工作，乾隆亦认为“浙江海塘工程，为杭、嘉、湖、苏、松、常、镇七郡生民之保障”。曾任江苏巡抚的庄有恭，自然把兴修海塘作为其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。早在1752年暂署两江总督时，就上疏借库银1.6万两，续修太仓、镇洋海堤，1756年被特擢为江南河道总督。不久，因朱呥罚赎不当案，庄戴罪署理湖北巡抚。但在“通晓河务人员，甚为难得”的情况下，不久，乾隆又把庄从湖北调到了浙江。
　　1762年春，皇上南巡，见到庄有恭，非常高兴，特赐之以诗：“己未亲为策士文，精抡蕊榜得超群。起行不负坐言学，率属偏能先己群。鹤市旧声犹眷眷，龙山新政更殷殷。海塘正是投艰处，磐石维安免奏勋。”对庄赞赏有加。9月，庄疏报海宁塘竣工。乾隆龙颜大悦，认为庄“甚属尽心，深可嘉予”，议加一级，调江苏巡抚，加太子少保。但浙江海塘工程十分紧要，“庄有恭筹办甚为尽心”，所以浙江塘工、赈务，“仍听庄有恭专司其事”，对庄极为信赖。11月，特免有恭学政内应罚未完银6万余两。1764年底，已被擢为刑部尚书的庄有恭疏请大修三江水利。次年，命协办大学士，仍暂留巡抚任，乾隆再次南巡，复赐诗褒勉。
　　庄有恭是位非常难得的治水人才，他为官大部分时间基本是与水打交道，江浙地区很多海塘建设都留有他的足迹。他非常注重实地勘察，1762年秋，太湖水涨，久不退。他“亲往嘉、湖察勘”，发现河道多淤，于是请修三江(即吴湘江、娄江、东江，为太湖水分泄这主要水道)水利，疏浚太湖。在水利建设过程中，他力图避免因兴修水利而给百姓增加负担。他在上奏中多次“恳发帑兴工，仍于各州县分年按亩征还，则民力既纾，工可速集”。这大概是他前述经济问题的源头吧。在治水过程中，他分工明确，如前述钱塘江水利工程中，他“设守备一员，千把外委十二员，分界防守，省民夫无算”。他还强调水利建设要一鼓作气，“若陆续兴修，又恐工程及半，遇伏秋大汛，不能抗拒，仍弃前功”。对于前人的成绩经验，他也认真汲取。如明代创造和发展的纵横叠砌法的鱼鳞大石塘，他积极应用，“照鱼鳞作法，逐层整砌”。他的这些治水思想和方法现在仍具有借鉴意义。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有恭墓铭中盛赞其治水功绩：“水旱拯恤无因循，清波可活河辙鳞。筑塘旱海上石坚，或编竹络楗茭薪。”
　　庄有恭的一生，虽谓坎坷曲折，然而其治水政绩仍为人所称道。作为清代广州惟一的一个状元，因其出众的才华，引起“海内士夫识与不识，闻公名靡不叹羡”。他对家乡的教育非常关注。在番禺县学重建之际，他欣然作《重建番禺儒学记》以勉励后生。有恭死后，人们将他与其祖、父均安葬于今黄埔区文冲村的飞鹅岭山上，称庄氏墓地山为状元山。状元坟墓地广约千亩，四周竖有“庄府墓睦”碑界，墓穴石镌“皇清例赠中议大夫光禄寺卿显考存斋府君庄公之墓”字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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