庄子与齐文化

    《庄子》一书号称难读，前后思想亦有抵牾之处，昔日将其放在宋、楚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，多不得确解。若把《庄子》一书置于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，则“其辞虽参差，而諔(音处，[諔诡]奇异。《庄子·德充符》：“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。”)诡可观”，许多矛盾和不可解之处，可以焕然冰释。由此可以证明，对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，不应仅从哲学史的角度去分析，还要从更广阔的文化史的角度去分析，这样可能会别出义蕴。

    有关庄子本人和《庄子》一书的文化特色，学术界一般都注意到和宋、楚文化的关系，认为庄子是蒙人，而蒙初属宋，后灭于楚，所以庄子的思想的楚文化熏陶和哺育的结果。这种观点之所以被学术界普遍接受，自有其立论扎实、论证严密之处。但是，宋不仅被灭于楚，还被灭于齐、魏，《十道记》：“宋州，睢阳郡，理宋城县。……周为青州之域，武王封微子之邑。后为齐、楚、魏所灭，三分其地，魏得其梁、陈留，齐得济阴、东平，楚得沛梁，即今州地。”蒙地在庄子的时代已不再属宋，而是属齐。此说并非假说，而是有其根据的。结合《庄子》一书，从其思想特色也能证明，庄子是齐国人，其思想来源于齐文化，最充分地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，这是我对庄子标新立异的一种看法，今试论之，以就正于方家。

    首先，从庄子的国别归属谈起。庄子的故里到底属于战国时哪一个国，一直是学术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。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说：“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”然而司马迁没说“蒙”在哪里，《地理志》说蒙县属梁国，刘向《别录》说庄子是宋之蒙人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庄子是宋人。而《括地志》认为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。冤句是秦时所置县名，又作宛朐或宛句，治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。

    古晋郭象注庄，未提及庄子故里。到唐代陆德明又重提此事，且在《经典释文序录》中说：“庄子者，姓庄，名周，(太史公云：字子休。)梁国蒙县人也。六国时，为漆园吏，与魏惠王、齐宣王、楚威王同时，(李颐云：与齐愍王同时。)齐楚尝聘以为相，不应。时人皆尚游说。”唐代成玄英则在《庄子序》中提出庄子“生宋国睢阳蒙县，师长桑公子”。

    古籍中其他提及庄子为漆园吏的所在地者，尚有《一统志》，谓庄子墓在今东明县东北之漆园城，《续述征记》说，古之漆园在中牟，今犹生漆树也。梁王时，庄周为漆园吏，则斯地。“中牟”有两用，一为地名，在河南鹤壁，一为县名，即今河南中牟县。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则说：“庄周，宋蒙人。不以祸福累心。为漆园吏。楚威王以千金币迎周，不应，钓于濮水”(《河南道·宋州》人物条)。又说：“宋城县本宋国蒙县，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”，“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。六国时楚有蒙县，俗谓小蒙城，即庄周之本邑”(“宋城县”条)。

    这样，庄子就有了宋国人、梁国人和楚国人这三说，于是今人便有了庄子为山东曹县人说、山东东明人说、河南商丘人说、河南安徽交界处说、安徽蒙城人说等。 而在唐代以前，有一种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，是至今学者们所未注意到的。 提及庄子活动之地的有《郡国志》，它说：曹州漆园城，庄周为吏处。曹州，据《十道志》说，济阴郡，置在济阴县，《禹贡》豫州之域。周为曹国地，后属宋，七国时属齐。汉为济阴郡，地在济水之南，故以为名。《曹诗》曰：“荟兮蔚兮，南山朝。”按：济阴郡汉所在今定陶县西北，辖境相当今山东荷泽附近，南至定陶，北至濮城地区。这一条资料已提到漆园城在七国时属齐。

    还有最重要的一条资料，是陈朝释智匠所编撰的一部乐书《古今乐录》中明确说明的，今录之如下：

    庄周者，齐人也。明笃学术，多所博达。进准见，方来却睹未发。是时齐湣王好为兵事，习用干戈。庄周儒士，不合于时。自以不用，行欲避乱，自隐于山岳。后有达庄周于湣王，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，周不就。使者曰：“金，至宝；相，尊官；何辞之为？”周曰：“君不见夫郊祀之牛，衣之以朱采，食之以禾粟，非不乐也。及其用时，鼎镬在前，刀俎列后，当此之时，虽欲还就孤犊，宁可得乎？周所以饥不求食，渴不求饮者，便欲全身远害耳。”于是重谢，使者不得已而去。后引声歌曰：

    天地之道，近在胸臆，呼噏精神，以养九德。渴不求饮，饥不索食；避世俟道，志洁如玉。卿相之位，难可直当。岩岩之石，幽而清凉，枕块寝处，乐在其央，寒凉回固，可以久长。

    这条资料是治庄者从未引用过的，其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？自然很难下定论，但这里有几条线索值得注意。其一，释智匠为陈朝人，比陆德明(约550-630)、成玄英(唐初人)都要早，所说未必比陆、成二说更不可靠。

    其二，释智匠说庄周儒士，不合于时，这可以得到印证，《庄子·说剑》：“今夫子(庄子)必儒服而见王”，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：“鄙儒小拘，如庄周等，又滑稽乱俗。”

    其三，释智匠所说庄子为齐湣王所看重，欲聘以为相，陆德明虽说庄子与魏惠王、齐宣王、楚威王同时，但李颐注说与齐愍王同时，齐愍王即齐湣王。李颐为明馀干人，字惟贞，号及泉，博及典故，负才名。李颐注庄成果，为学界所推重。

    其四，陆德明说齐、楚尝聘以为相，不否认齐国曾聘以为相，而释智匠则明确说齐湣王聘庄周以为相。

    其五，释智匠文中所记庄子与齐湣王使者的对话，与《史记》本传所记文字虽有出入，但意思大致相同。亦与《庄子》中《秋水》、《列御寇》所记内容相类。

    从这几方面来看，释智匠说庄子为齐国人是非常有道理的。《古今乐录》虽不是一部学术思想著作，而是一部乐书，但其记载有其科学性。陆德明的齐、楚尝聘以为相，李颐的与齐愍王同时之说，更证明了释智匠之说的可靠性。

    也就是从此出发，我认为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。而从《庄子》一书中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更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一结论。

    其次，再谈庄子的齐文化渊源。《庄子》这部书从古至今，不知倾倒了多少人，迷住了多少人，更不知迷惑了多少人。“好文者资其辞，求道者意其妙，泊俗者遣其累，奸邪者济其欲”(叶适：《水心文集》)。从学术思想上来看，由于今传本《庄子》系晋人郭象编定，郭象所分成的内、外、杂三篇，使后人争论不已，或以内篇为庄子本人著作，或以外杂篇为庄子本人著作，或以司马迁看到的《庄子》为支点来确定，……其实，内、外、杂三篇所包括的三十三篇文章，应该说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，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齐文化。《庄子》一书中所表现出的矛盾、不一致，只要放在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，便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。

    齐文化是包容非常丰富的沿海文化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：“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。”司马迁曾感叹齐地疆域之广：“吾适齐，自泰山属之瑯邪，北被于海，膏壤二千里”，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是“南有泰山，东有瑯邪，西有清河，北有勃海”(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)。齐国的沿海经济，在春秋时期就“通工商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，齐桓公得管仲辅助，“设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，禄贤能”(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)。这里存有多种经济类型：农耕、渔业、制盐业、手工业、通输业。到战国时，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，其首都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：“临淄之中七万户……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，弹琴击筑，斗鸡走狗，六博蹋鞠者。临淄之途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家殷人足，志高气扬”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)。齐国采取“修道术，尊贤智，赏有功”的政策，工商业迅速发展，出产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，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”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。

   这就足以证明沿海文化哺育了庄子，庄子是沿海文化的产儿，庄子与齐文化之间，就是这样一种永远也撕扯不开的联系。

    最后，再看庄子思想的本质特色。《庄子》一书包含有这样丰富的齐文化内容，是否全书就没有主线了呢？应该说，主线还是有的，这就是贯穿全书的全性说和贵齐说。

    《荀子·解蔽》在评论庄子时，说：“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。”庄子只知因任自然，反对人为。《庄子·秋水》说：“牛马四足是为天，落(络)马首，穿牛鼻，是谓人。”又说：“天在内，人在外，德在乎天。知乎人之行，本乎天，位乎得。”所以，提倡“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(人为)灭命，无以得殉名。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”。庄子要人保全天然的本性，顺性而为，而反对对本性的戕害，违反自然本性而妄有作为，只会导致可悲的下场。《庄帝王》中为浑沌凿窍的故事就是证明。

    但是，人生在世，要遇到许多麻烦，会干扰人保全真性，为此，庄子用养生说和贵齐说来完善他的全性说。养生说出于人的自然天性的考虑，因为性是天然生成的，因此“性不可易，命不可变”(《天运》)，“性者，生之质也。性之动，谓之为，谓之伪，谓之失”(《庚桑楚》)。人的生命是自然天成的，要尊重生命，“能尊生者，虽贵富，不以养伤身；虽贫贱，不以利累形”(《让王》)。养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精神自由，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”(《逍遥游》)。要达到精神的自由，就必须摆脱感官的牵累，“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，必静必清，无劳女形，无摇女精，乃可以长生。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心无所知，女神将守形，形乃长生”(《在宥》)。精神上自由了，就可以超越生死的束缚，达到理想的最高境界。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就可以超越“登高不栗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”、“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”、“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”的古之真人，成为“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”的“真人”(《大宗师》)。可以说，养生说是庄子对自然无为的看法。

    而对主观世界，庄子要求人们贯彻贵齐说。从认识主体的主观世界来看，认识对象是整齐划一没有差别的，这叫齐彼此。认识的对象其性质是相对的，没有任何分别，无所谓大，无所谓小，无所谓高，无所谓低，万物一齐，孰短孰长？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以为小；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”(《齐物论》)。事物质的规定性是不存在的，天地之大可以看作稊米，而毫末之小却可视为丘山。

    人的主观认识能力，也是相对的，不可能判断出是非，这叫做齐是非。“毛嫱、丽姬，人之所美也。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。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”因此，“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？”(《齐物论》)

    再进一步，庄子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认识对象也是齐等的，这就是齐物我。“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，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”，“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进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！”(《齐物论》这样，庄子就通过孔子之口得出一个结论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”(《德充符》)。他认为，只要做到齐彼此、齐是非、齐贵贱，达到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(《齐物论》的精神境界。

    从庄子的贵齐说，可以看出有这样一些特点。其一是他看到了人的认识不论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场合，都不免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，因而具有相对性：认识主客体的相对性、认识标准的相对性。指出这一点，无疑是庄子在认识论上的功劳，超过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哲学家。但庄子由此否认主体和客体的差别，否认认识有一定的标准，从而论证了知识的不可靠、对象的不能知，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不可知论。

    其二是从一切对象的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中揭露出矛盾，从矛盾性又说明对象是相对的、不稳定的，并进而否定了这些对象。从揭露矛盾方面来说，庄子哲学是有辩证法因素的。正是从这一点出发，庄子否定了儒墨两家形而上学的真理观，开阔了人们的眼界。儒家把孔子看成绝对标准，子贡有“仲尼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，孟子有“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”、“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的话，墨子有“我有天志，譬若轮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。轮匠执其规矩，以度天下之方圆”(《墨子·天志》)的话，都把自己当成判断真理的绝对标准。庄子能对此加以否定，所以章炳麟认为庄子旨在发明平等义，“齐物者，一往平等之谈”(《齐物论释》)。但从另一方面说，在庄子看来，矛盾只是单纯的破坏因素，因而他不能正确理解矛盾，从而解决矛盾，而是相反，把矛盾引向了单纯的否定，这就有了一定的消极性。

    三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，庄子进一步看到了矛盾的转化。生与死，寿与夭，大与小，高与低，贵与贱，是与非，物与我，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，相互转化之中。这说明他对矛盾同一性问题有所认识。在这一意义上，庄子对辩证法有一定的贡献。但庄子把这种矛盾转化看马绝对的，不承认矛盾转化是要有条件的，使他把矛盾同一性无限夸大，以致掩盖，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，最后也就等于取消了矛盾，否认了事物的差别，必然会走入否定客观真理的道路。(《文史哲》1996年第5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