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当前的位置:首页 > 庄严文化 > 庄子文化 > 正文

从《庄子》的后现代意义说起
2009-07-05 15:20:49   来源:   评论:0 点击:

 在后现代的视域里读《庄子》,挺有意思。

  《庄子》是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,与我们所处的“后现代”相距遥远。但从内涵旨趣上说,其许多理念却与当今西方的后现代思潮颇有契合之处,某些地方甚至为后者所不及。这很值得分析和玩味。

  批判工具理性,是西方后现代思潮演进的一条主要路径。西方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降,基督教神学日益被“去魅”,人的主体性、理性得到高扬。价值领域的这种分化在推进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同时,也形成了新的“诸神纷争”,即多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存与冲突的局面。尤其是当理性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,把曾属于理想主义、浪漫主义的事物淹没在精确算计、工具崇拜和利己主义冰水中的时候,生命意义的失落与追回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。有鉴于此,后现代思想家纷纷祭起“反工具理性”的大旗,开出不同的“药方”,如“日神精神”、“酒神精神”、“强力意志”(尼采), “存在”、“大道”(海德格尔), “癫狂”(福柯)等等,来追寻生命的本真意义。

  与上述后现代思想家异曲同工的是,《庄子》对工具理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。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子贡南游,在回程中看见一个老人抱着陶罐浇庄稼,觉得十分费力而且功效很低,就建议老人用一种叫“槔”的机械,一天能浇灌一百畦庄稼,功效大大增加。老人却笑着答道:“吾闻之吾师,有机械者必有机事,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于胸中,则纯白不备;纯白不备,则神生不定,神生不定者,道之所不载也。吾非不知,羞而不为也。” 老人所谓的“机心”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工具理性;所谓的“道”,既是自然之道,也是生命之道。《庄子》对“机心”的批判、对“道”的执着还可见诸多处,而且在深刻性上不亚于后现代思想家,在先见性上甚至远远超过了后者。

  从语言学的层面批判“在场形而上学”和“言语中心主义”,是后现代思想家的另一大旨趣,其主要代表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。言语中心主义者认为,语言交流是体现人们思想和意图的最准确形式,因为它是对说话人思想当下的、即时的表达,而且说话人与听者都直接在场,没有时间距离和交流障碍。而德里达指出,没有所谓纯粹的“当下”与“在场”:“当下”总是与“过去”和“未来”交织在一起的,“在场”也总是以“不在场”为背景的。因此,语言的意义就不是确定无疑的,而是境域性的、流变的。他用“延异”这一自造词或“无底棋盘中的踪迹游戏”这一形象说法来概括这一特征。

  德里达对“在场形而上学”和“言语中心主义”的批判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论证,以上的介绍只是一种简化的描述。而在《庄子》中,相似的批判就要简洁明快得多。《庄子·秋水》篇指出:“可以言论者,物之粗也;可以意致者,物之精也;言之所不能论,意之所不能致者,不期精粗焉。”正因为语言无法精确、充分地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及所表述对象的内涵与特质,《庄子》进一步提出了“得意忘言”的观点。《外物》篇说:“筌者所以在鱼,得鱼而忘筌;蹄者所以在兔,得兔而忘蹄;言者所以在意,得意而忘言”。《庄子》对语言局限性的分析还有很多,限于篇幅,兹不赘述。

  发掘《庄子》的后现代内蕴,一方面是偶有心得、略陈管见,另一方面是有感于当下学界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:常常带着“居高临下”的感觉来读解经典,在没有反复沉潜爬梳的情况下就简单地给经典贴上“朴素的”、“萌芽状态的”、“受历史局限的”之类的标签。这样的态度和做法,往往低估了经典的深刻性,也遮蔽了经典的时代价值,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是不利的。当然,牵强附会、郢书燕说,仅仅根据我国古代典籍中的只言片语,就把现代西方的一些文化、科技成果说成是“我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了,做过了”,也不是一种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。 

【原载】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09年5月5日 07 版)

相关热词搜索:

上一篇:文学评点与宋代的《庄子》文学解读
下一篇:千年庄学 一部大史 ——评方勇《庄子学史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