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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两院院士严东升逝世 三任总书记总理高规格送别

       9月18日5点56分,中国著名材料科学家、战略科学家、教育家,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,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,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名誉所长严东生在上海病逝,享年98岁。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、副院长。

据悉,严东生是中国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,被国际无机材料科学界誉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。1950年,他排除万难回到祖国,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。

严东生

严东生

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方面介绍,严东生致力于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,在高温结构陶瓷、陶瓷基复合材料、人工晶体、特种无机涂层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。他直接参与1956年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、1962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《1963-1972十年科技规划》的起草,为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。

严东生

严东生
 

 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,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名誉所长严东生先生,昨天因病在上海逝世,享年98岁。

  严东生先生是我国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,被国际无机材料科学界誉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。

  严东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,九三学社社员,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、战略科学家、教育家,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,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,第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常委,第六、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,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、副院长,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原会长,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,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,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名誉所长。

  严东生先生走了。他的生命定格在2016年9月18日5时56分,享年98岁。

  身边的人难以相信他已经走了。就在去世前几天,他还在用英文开玩笑,思维敏捷的他叮嘱家人如果病危不做任何创伤性治疗。

  严先生仿佛没有走。他足下的科学印记后人清晰可见,他胸中的科技宏图已然成了现实,他身上的人格魅力正被口口相传。

  60岁开始最好科研时光

  2012年7月4日,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,他们观测到“类似‘上帝粒子’特性的一颗新粒子”。探测器上的钨酸铅闪烁晶体是严先生带领团队研制的,正是这种晶体,捕捉到了“上帝粒子”的踪迹。

  早在1982年,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就找到了严先生。当时,丁肇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持建造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中的L3探测器,准备采用新型锗酸铋(BGO)闪烁晶体做探测器中的电磁量能器。然而丁肇中的要求非常“苛刻”,BGO晶体必须长达30厘米,此前从未有人实现。与此同时,美、法、日的科研机构也参与竞争。

  当时,严先生领导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,在闪烁晶体领域已有一定积累。他立即组织团队攻关,最终拿下了12000根BGO晶体的供应合同。1985年,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各国的BGO产品进行评比,上海硅酸盐所的产品得到唯一的一个满分。因此,当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决定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,需要数以万计新型钨酸铅(PWO)闪烁晶体来制造核心部件时,自然第一个想到严先生。2003年底,双方正式合作,这一回条件更加“苛刻”,在4年多时间里就要拿出全部晶体。严先生没有“讨价还价”,再次挂帅。已经85岁高龄的他,不仅可以脱口而出一连串PWO晶体的性能测试数据,还亲自到位于江苏昆山的原料生产车间查看晶体质量。没有拖延一天工期,2008年3月,上海硅酸盐所成功交付了约5000根高质量的大尺寸PWO闪烁晶体,那一年严先生已是90岁高龄。

  在7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,严先生始终保持着创新精神,当他50岁首创了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时,没有人想到他会在90岁时站在更高的科学高峰上。严先生曾经说过,他最好的科研时光是从60岁开始的,直到90岁。

  展现“科学外交家”风范

  严先生曾参与1956年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的制定,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。当时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,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。

  1978年6月,严先生开始担任上海硅酸盐所所长。他前瞻性地部署了所里的五大研究方向,直到今天该所依然保持这个架构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严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、副院长。他花两三年时间跑遍了全国各省市的15个中科院化学学科研究所。每到一个所,都要住上五六天,一个个实验室去看,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。在院党组领导下,他主持制定了中科院第一个科技体制改革方案,启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引擎。他主持或参与几项重点工作,如创建开放研究所和开放实验室,破除部门所有制,把科研设施供科学家共同使用,接受流动研究人员,打破近亲繁殖。在他的倡导下,一个以上海硅酸盐所为依托,面向全国的中科院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开放实验室于1988年成立。再如建立博士后制度试点,中科院的博士后出站后,半数以上留在了设站单位工作,补充了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人才。

  严先生还展现了“科学外交家”的风范,推动中科院与国外众多知名科学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,使一大批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去发达国家深造。

  毕生坚持“科学救国”梦

  “严先生领导了那么多项目,但在获奖名单里他的名字要么不出现,要么就放在了最后。”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员施剑林说,先生一直淡泊名利,甘为人梯。

  研究员陈航榕至今都保留着严先生10多年来写给她的工作信件和便笺纸,上面都是严先生提出的一些学术建议。她到上海硅酸盐所读博士研究生时,严先生已经80岁了,但他基本上每周都把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,了解实验进展。他对学生的论文审阅非常严谨,甚至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,都会一一改正。他自费订阅了许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电子版,经常细致地做好读书笔记,再拿给学生看。

  “严先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大科学家。”上海硅酸盐所副所长杨建华说,两年前,严先生的夫人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,他每天下午都去医院陪她说话,一直到晚上被医院“劝”回家。严先生和夫人感情非常好,两人经常手搀着手,一起散步一起听音乐。其实,自夫人两年前去世后,严先生就状态不怎么好,没什么胃口。

 

  时间回溯到1935年,严先生中学毕业,他的家人希望他报考税务学校,可以捧个“金饭碗”,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,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的梦想,那就是“科学救国”。他做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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