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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际昌状元应试卷的治国谋略
2013-10-22 09:54:41   来源:   评论:0 点击:

   明代著名状元庄际昌,字景说,号羹若,又号羹元。其先祖庄夏曾任漳州知州,后入朝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官,又任学士院权直兼太子侍读,之后,任兵部侍郎。嘉定十二年(1219年),宁宗将庄夏祖墓在永春湖洋所在的山改名为“锦绣山”,并赐庄家建府第于泉州城,此后,庄家举家迁到泉州。万历六年(1578年),庄际昌出生于晋江青阳,他初名梦岳,应试时改为际昌。际昌属官宦后裔,除其先祖庄夏任侍郎外,他的曾祖父庄用宾曾任浙江按察司佥事,他的父亲庄龙光,登万历丙子(1576年)科副榜,赠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读。庄际昌少年时在庄用宾捐资创建的东岩寺书堂念书,后转到祖籍永春湖洋梅岭庵就读。他在永春原籍参与童子试,为知县陈龙所拔取,万历四十三年由永春县学推荐,乡试中第九名举人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,中进士,会试、殿试皆第一,在明代,连中会元、状元的,福建惟有庄际昌一人,一时名闻天下。
    庄际昌中状元的那一年,即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,对明王朝来说是个多事之秋,这一年接连发生了不少危及王朝的大事。年初,辽东的军情就非常紧急,正月十九日,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王元雅就辽东等处军事紧急的事上书献六策,建议“严责成、别功罪、戎欺蔽、督粮草、核战具”等。明神宗对该奏疏虽是肯定的,但并不将疏中建议付诸实施,明王朝失去了一次强化边防的好机会。二月十一日,兵部右侍郎、辽东经略杨镐,乘努尔哈赤将率兵进攻海西卫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时,在辽阳举行誓师会,分兵四路,号称大军47万人,计划于三月二日分道并进围攻后金。神宗还命特设户部侍郎一人,驻扎天津,专门负责辽饷事宜,以李长庚兼右佥都御史,出任该职。李长庚与有关衙门商定每年运给辽东米180万石、豆90万石、草2160万束、银324万两,但户部太仓库年年亏空,而专供皇帝使用的内府库则银积如山,物粮盈库。于是,李长庚请留金花银改折借税课,以供辽饷之用。神宗看到李长庚的奏疏,大为不满,认为金花、籽粒是“祖宗旧制”、“内供正额”、“不得借留”。新任的侍郎官李长庚无可奈何,对辽东的后勤供给无法保证。三月初一日,杨镐统帅的大军在辽阳誓师后,遇纷飞大雪,出征的军队迷路,延误了进攻的时间,四路合攻的计划泄露,努尔哈赤得到了情报,他集中精兵,伺机以待。明军西路总兵官杜松欲夺头功,领军率先渡浑河冒进,被努尔哈赤所埋伏的精锐骑兵全线击溃,杜松战死。后金迅速回师攻击明军北路马林一军,马林大败。辽东经略杨镐见西、北两路大军皆败,急令东路刘綎和南路李如柏立即停止前进。李如柏奉命回师。而刘綎一军被努尔哈赤用奇计,诡称杜松军已经获胜,诱刘綎军深入腹地,刘綎军遭前后夹击,刘綎战死,所部全军覆没。四路大军,仅李如柏一军得以撤回。五天的大战,明军三路丧师,文武将吏死亡300余人,士兵死伤超过4万人。朝廷内外一片震惊。辽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后金从防御转入进攻。
    四月十八日,正当明王朝缺少能统兵作战的将领时,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薛三才卒于京师,此人历任兵、户、礼三科给事中,数次上书言事,多为采纳。他晋升为总督蓟辽、保定的军事长官后,调兵筑营、演练火器、修整战车,很有作为。可惜正当辽东边防十分危急时,他死于兵部尚书任上,神宗朝的边防雪上加霜。
    五月,福建漳州府民李新发动起义,建元“洪武”,与袁八老等人率众1000余名,攻打邻居各地官府,声势甚大。福建巡抚王士昌令副将纪元宪、沈有容等带领官军前往镇压,起义失败。这次起义虽失败,但在东北危机的情况下,起义对明王朝的打击是非常大的。
    六月,努尔哈赤亲自统兵4万进攻辽东重镇开原。明军开原总兵官马林不吸取萨尔浒之战失败的教训,没有集中兵力守城,把兵分散在四门之外,城中空虚,毫无防备,被后金精兵击溃。六月十六日,后金占领开原,总兵马林、副将于化龙等一批将吏战死,士兵伤亡惨重。明军铁岭卫派出3000人赴援,也被击败。七月二十五日,铁岭亦被努尔哈赤攻陷。八月十三日神宗下诏逮杨镐入狱论死,杨镐后被处斩。
    六月二十二日,神宗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,经略辽东。熊廷弼赴任后,发誓效死疆场,他上疏朝廷,建议收复开原,神宗准奏,赠尚方宝剑,以重事权。熊廷弼领旨后,于八月三日赶到辽阳,入城之后,边诛斩贪官、逃将,奏请免去铁岭总兵官李如桢之职,并亲自巡视城防,督造战车,治火器,修城池,招集流民,积极备战。后又请调兵力18万人,分守于抚顺等要地。辽东暂时安定。九月,熊廷弼认为土司兵精整可用,遂上疏请征调各地土司兵22000多人,官加衔,兵赏银,增援辽东。十一月,神宗又应兵部左侍郎杨应聘之请,令征湖广永顺宣慰、保靖宣慰司的土司兵13000千人援助辽东。
    九月,因辽东兵力增加而军饷却不足,朝廷再次加征田赋,每亩加赋银三厘五毫(上一次加赋是万历四十六年,每亩加征赋银三厘五毫)。十二月,又令每亩再加银二厘。两年内三次加征田赋共加九厘,全国增派赋银五百二十万两。赋银屡加,民益困,财力日趋枯竭,明王朝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。
    十一月二十四日,辽东经略熊廷弼上书奏陈辽东战事方略,提出制敌三策:上策为收复失地;中策为出兵进剿;下策为固守险要。收复、进剿为时尚早,固守比较可行。于是,他请派重兵布防清河(今本溪)、叆阳(今凤城东北)、抚顺、三岔河等各个险要之地,积极防御,以守为攻。同时,为对付后金10万军队,他请奏召募和征调官兵18万人,马9万匹,粮108万石,豆972000石,草2160万束。神宗一一准奏。在熊廷弼经略辽东时,明王朝取得了暂时的安宁。
    不难看出,万历四十七年年底,明王朝是暂时安宁了,但是,这一年神宗皇帝实在是不好过,边疆形势十万火急;东南民众起义;明朝大将战败的战败,战死的战死,领罪的下狱,弃城的被斩,能干的又病死;明智之士有效的奏议没有被采纳;厘税征收不堪重负,新任的辽东经略虽略有成就,但后金强兵仍咄咄逼人。明王朝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险境,不仅失去了明太祖朱元璋那种强盛凌厉的姿态,而且再也没有明成祖朱棣那种四面扩张的气势了,就连明宣宗朱瞻基的那种退让守成的安平局面也一去不复返了。万历帝朱翊钧在这一年总的来说是非常倒霉的,多事之秋把他搞得焦头烂额。而在这一年,庄际昌进京应试。
    众所周知,殿试是由皇帝亲自出题的,神宗皇帝在明王朝乱糟糟的这一年,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如何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了,所以,他想问应试举子们的试题,也当然是治国的方略,他多想从未来状元的答卷中,找到治国的良策,以便挽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。
    神宗皇帝或许正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拟殿试考题的,他的殿试策问分三个方面:
    首先,神宗皇帝重申了纲纪为上的治国古训,认为帝王经国治世,皆以纲纪为根本。他说:“自古帝王,兴化致理,政固多端,而振肃人心,维持世道,则必以纲纪为首务。《诗》云:勉勉我王,纲纪四方。先儒之论亦曰:善为治者,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,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。”(参见卢美松主编《福建历代状元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6年10月版,第281页)接着,他提问说:“御世宰物,术莫要于此欤?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1页),也就是说,管理国家的方法,是不是主要靠正纲纪呢?在他看来,历来朝代,惟有汉、唐、宋所经历的年代最久,英明的君主,历代不乏其人。在其所处时代,能以“立纲陈纪”而成为一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,是不是根据同样的道理呢?
    其次,神宗皇帝颂扬他的先祖们的丰功伟绩:“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,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邦,制度典章超越千古,固可传之万世无弊者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1页)而他自己承继帝业时也不错:“朕缵承鸿业,绍述罔愆。御极之初,政教修明,化行俗美,犹庶几祖宗之遗烈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1页)但是,近几年来,情况很糟糕:“夫何迩年以来,法守渐隳,人情滋玩,德意壅而不究,诏令格而不行,申饬虽勤,陵夷日甚。在位者以恣睢为豪举,而职业则亏;在下者以干犯为故常,而堤防尽溃。甚至俾裨侵大帅,僚属抗长官,奸胥诬奏以倾有司,乱民煽祸以攘富室。冠履倒置,名分荡然。其他骄淫僭逾之风,躁竞嚣陵之习,不可悉数。盖纲纪之紊,至今日极矣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1页)法规松懈了,人品堕落了,诏令行不通,在位的官员不司其职,在下的民众犯上作乱,本末倒置,名分尽失,纲纪紊乱到极点。对此,他问: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?
    最后,神宗皇帝提出了关键主题:如何才能恢复朱氏祖宗往日的辉煌?他说:“汉人谓天下所以不理,常由人主承平日久,俗渐衰而不改;而宋人又谓纪纲隳坏,皆由上下因循。此其说孰为当欤?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1页)天下没有治好,到底是帝王久处安平之世未能更改旧俗,还是上下效仿,败坏纲纪?或者说,君臣都应该负责任,不该互相推诿?他很想能重回治平盛世,“夫更化善治,贵识因革之宜;起敞维风,在妙转移之术。兹欲常积弛之余,返极重之势,使法立而不犯,令行而不逆,纲纪正,风俗纯,以复我祖宗之旧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1页)为此,他问应试考生:“如之何而可?”并说:“尔多士学古通今,习当世之务深矣。尚各摅所蕴,明著于篇,以佐朕之不逮,朕将亲览焉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1页)神宗皇帝几乎是求应试的考生了:大家学得好,有研究,认真答,写明白点,他朱翊钧是要亲自阅卷的!
    在万历四十七年的那种局势下,神宗皇帝的策问是很诚恳的,朝中文武,对混乱的局势已束手无策,朱翊钧当然期望能在殿试中,看到治国的良方妙策。
    作为当年应试考生的庄际昌,也很诚恳、很直率,同时又很巧妙地回答了神宗帝的问题。
    首先,庄际昌回应神宗帝关于纲纪的论述,认为帝王经国济世,始终要有严肃统一的主导思想,他说:“臣闻帝王之经理宇内也,必有肃然画一之法,显与一世为动荡,然后风恬俗美,而国脉永享;其灵长又必有悚然振刷之神,默与一世为绾结,然后政立化行,而国势不虞于颓敝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2页)然后,他强调纲纪在治国法道中的首要作用:“法以维众,则纪纲实首操之,为事之系,为物之准,廓焉合人心世道,而独居其会,不可一日废焉者也;神以维法,则上下且分任之,握事之繁,挈物之总,穆焉先立纲陈纪,而密转其机,不可一日弛焉者也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2页)纲纪常守,不可随意废之,方能在繁事杂务中,掌握要领,做出合乎人心的事情。如违法乱刚纪,则弊病必多。他说:“法之创也,虑后常周,至蒙休袭故,而安生恃,恃生怠,视前王之成宪,若可听其自为行,自为止,漫无操而治日以隳;法之绍也,励世常勤,至临政日久,而习生玩,玩生复,视故府之彝章,又若任其可以行,可以不行,过自操而治竟以隳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2页)在他看来,守法遵纪,常能善始而难以善终,久而久之,就视法为可有可无了。所以,必须使遵守法制与坚持道德精神统一起来,才能善始善终,使事业千秋永固。他说:“夫惟法与神两相附,守成之规常若创始之业,而旧章率由无愆忘;惟法与神常相运,使化成之后常若履实之初,而大号涣汗无壅格。上作之,下日成之,翼为明听以康庶事,股肱喜哉,元首起哉,未有主忧勤而臣旷职者;上制之,下且守之,德泽法度以范人心,道术一矣,风俗同矣,未有朝饬法而下梗化者。古圣帝明王所以陶冶人群,宰割寰宇,有顿指挈领之势,而无委辔骀衔之失,兴化致治,超越千载者,必由此矣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2页)
    在这里,庄际昌通过回答神宗帝关于纲纪的问题,引述出治国的大道理,主张“德泽法度以范人心,道术一矣”。古代圣明帝王之所以能统御四方,心服民众,正是能掌握要领,避免驾驭失控,以使盛世永存。这实际上是把儒家的“仁治”(德泽)和法家的“法制”(法度)统一起来,把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合而为一。在中国古代,汉武帝以后,有作为的最高统治者,经常是儒法结合,软硬兼施,以高超的统治方式来治理国家。庄际昌在这里可谓点到了帝王统治术的要害,也是巧妙地应对神宗皇帝的提示和建议。
    这一席话,道出了一套治国大道理,而帝王常常是高高在上,最不愿意受人教训,特别是神宗帝,高傲自许,故作神秘,庄际昌可能对此有所了解,所以他紧接着就改换话题,开始夸起这位万历帝王。他说:“钦惟皇帝陛下,大德膺福,惟禄位名寿之兼隆;至仁生威,暨东西南北以胥服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2页)还说,能怜悯穷人,有专官负责,不图虚名;能挂心军队振兴,发库银劳军,而不是小恩小惠。“在师锡命,怀万邦以振长策,而雷厉风行之象,遍讫遐荒;止位垂裳,法乾坤以展大猷,而天覆地载之规,函盖夷夏。念东南杼柚其空,而以约己省躬为事;虑西北干戈未靖,而以筹边策远为心。文德旁敷,值群工辑瑞,而面与咨询,立通民情于黼座;武功遐鬯,当丑虏临城,而躬先保障,重奠四海于金瓯。固已吏习民安,垂万世永远之模;内宁外攘,陋往代偷安之辙矣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2—283页)这段话把神宗皇帝说成是有大德,有至仁,怀外邦,振长策,能躬身亲为,能筹边策远,努力争取内宁外攘的仁德雄才的帝王,过分的赞语把神宗帝捧得神乎其神,高傲的神宗帝看了一定很满意、很欣慰的。庄际昌这些离谱的夸耀虽然明显的是阿谀奉承,但他用的是战国时纵横家的捭阖之术,他想让君王接受他的建议,最好的办法是先说些好话给他听,“欲先得知,必先予之”。果然,考虑到神宗帝读到他的赞语一定是很高兴的,庄际昌紧接着就说出他的真话:皇帝虽然伟大高明,但如今情况并不好,正需好好思考如何防范于未然,“圣不自圣,新期日新,进臣等于廷,诹以揆古宜今之画,纲提目整之猷,更鳃鳃焉于判涣之未融,泄沓之莫振,诚制治于未乱,保邦于未危之极思也。臣虽伏草茅,窃怀葵藿,敢不披沥以对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3页)
    庄际昌接着以“敢不披沥以对”的诚心讲述他的“君道”观念:“臣闻之,君犹天也,天道虽冥冥,而生长收藏,寒暑代禅,不潜不忒,一若有禀于成法者。是则天之治人,而人不能违也。君道虽穆穆,而礼乐刑赏,生杀予夺,不竞不絿,一若有归于定法者。是则君之治人,而人不敢轶也。故唐虞之世,君明臣良,而其交儆赓歌,惟日率作兴事,慎乃宪。所谓宪者,岂非法与?所谓慎者,岂非君与臣交守之与?所谓率者,岂非君先之而臣后之与?其时府修事和,地平天成,万世永赖,赖此法也。降而三代,各师其祖,夏称有典有则,商称监于先王,周称文谟武烈,皆不敢有厌薄旧章之心,亦各毖其臣。夏称臣人克有常宪,商称唯治乱在庶官,周称其尔典常,作之师,皆不敢忘董正治官之念。是以官倍唐虞,亦克用乂,则人与法之相维者得也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3页)
    这一段话很重要,是庄际昌治国理念的核心,也是对古代帝王之学的概括。首先,他认为,君犹如天,天道虽冥冥,但“有禀于成法”,天治人,人是不能违抗的。这种观点源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政治观念。中国古代天子常自认为是奉天行事,民众只能遵从,不能违抗。君道通天道,“君道虽穆穆,礼乐赏罚,生杀予夺”,君道如天道,也有定法,君王治人,人也不敢违抗。其次,他认为,“唐虞之世,君明臣良”,君臣皆“慎”,皆能奉公守法,而且君王起表率作用,臣子跟从,只有这样,方能“地平天成,万世永赖”。夏商周三代,均有典章宪常,所以能各司其职,匡正治官之念。庄际昌这是以历史实例,含蓄地要求“君明臣良”,主要是请求做皇帝作出表率。俗语说,初生牛犊不怕虎,庄际昌敢对神宗帝讲君王表率,确实有点大胆。当然,这大胆是在前面对神宗皇帝吹捧一番后才说的。
    道理讲了不少,庄际昌怕让皇帝反感,所以他赶紧又转向对朱家王朝先祖的赞扬:“我太祖高皇帝,扫荡擅腥,肇造区夏,真可自我作法,而所恃以提纲挈领、维风易俗者,毫不自用也。其建官之法,本之周官,六卿职掌,各有攸属。用人则问之冢宰,理财则问之度支,典礼则问之宗伯,诘奸威远则问之司马、司寇,鸠工庀材则问之司空,载在《会典》者详明且尽。大抵贱虚名而尊实效,恶浮议而责成功,流唐漂虞,涤殷荡周,真非前代所及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3—284页)帝业传到了神宗帝手里,虽然朱翊钧也想有所作为,但并没有那么顺利了:“列圣相承,代有阐绎,至我皇上,觐扬独至,虽以聪明睿智之资,惟有率循成宪之念,宜下之遵之者,各以皇上之心为心,群奉皇祖之法为法。而顾嚣争成习,玩职掌而不循;泄沓为风,屡诘诫而莫惕。非不奖恬,谁是真恬者?非不旌廉,谁是真廉者?徒以口舌为功,不以职掌为事,则其害必移之民,而军、商俱困,公、私两穷,诚有如圣制所虑者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4页)万历年间明王朝危机重重,确实是很揪心的时期。
    从夸耀朱家先祖,到肯定神宗的表现,又指出了万历朝的弊病,庄际昌进一步强调依法守法方是治国的关键,他说:“臣以为,法在则事事可考,法明则人人可遵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4页)法规是铁定的,不是因人因时而变:“赋有赋法,昔未尝以病民,而今胡有畏催科之令者,岂赋法得其人而后善与?屯有屯法,昔尝以之养军,而今胡有叹石田之不可耕者,岂屯法得其人而后复与?盐有盐法,昔正以之通商,而今胡有受壅滞之害者,岂盐法得其人而后行与?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4页)安闲时日久了,会玩物丧志;玩乐久了,会催生国家的蛀虫,创业时的进取锐气就渐渐失去了,这并不是法规衰落了,而是奉行法规的人败坏了。所以,“因时而思补救,因事而除弊端,必期振刷如初者,亦非法之修明也,奉法者自修明之也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4页)奉行法规的人,如果不自觉,情况会越来越严重,有公然违法的,比较好办:“有显为法蠹之人,或借赋以剥民,或借兵以克饷,不辞婪墨之名,不止躁竞之习,上得执法而绳之,其为蠹也浅;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4页)而背地里违法的,就很难办:“有阴为法蠹之人,剥民也,而犹托于爱民,克饷也,而仍诡于清饷,行婪墨而语清廉,身躁竞而口恬静,井与其法而窃之,其为蠹也深。惟夙弊即在综稽之中,故反以综稽为名,然则欲夙弊者,必先使综稽之名无为人所托,一托之,则七日不复之丛神也。惟积奸即伏敕法之内,故反以敕法为名,然则欲清积奸者,必先使敕法之名无为人所假,一假之,则出以示人之利器也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4页)庄际昌的这些批评,深刻地指出了万历朝的官场弊病,相信神宗皇帝看了,一定是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些批评在当今,也应该让我们有深刻的反思,阳奉阴违的官员,危害特别大。
    至此,状元庄际昌犀利的笔,并没有收敛,他继续写到:“且今日之时何时也?索饷则有兵,遇警则无兵;循名则有备,核实则无备;况丑虏入内地而未受创惩,他虏因狡酋而思挟重赏;东南之物力有限,西北之出孔实多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5页)庄际昌认为,明王朝的事态已经这么严重,上下没有感觉到同处在漏船中,而还在吵吵闹闹,这是为何?明王朝边防已非常危急,还看成不如门户之争重要,没有意识到厝火积薪,危机重重,很多官员反而还渎职谋取私利,这是为何呢?为什么“君父之念”一直不能胜过“身家之念”呢?私心膨胀,德行败坏,大私无公,无君无父,大明王朝病入膏肓,只有从治心入手,下猛药医治:“蠹法之事易除,玩法之心难除,皇上欲举一世之人心而振刷之,亦去其玩而已。盖不提人君父之思,不足以去身家之念;而不先去身家之念,亦不克提君父之思也。不动人边陲之虏,不敌以平门户之争;而不先平门户之争,亦不克动边陲之虏也。”(284—285)
    一位考状元的举子,敢直面万历朝的种种弊病,鞭挞入微地进行分析,是相当大胆,也是相当深刻的,值得统治者好好深思。神宗皇帝早年熟读过张居正为他专门编写的《帝鉴图说》,深谙历代帝王的统治权术,对庄际昌的分析,一定是深知其中深意的。
    最后,庄际昌对其治国理念作了总结:“抑臣更有献焉,臣法君,君法天,有敕天惟几之虞舜,而后九德咸事,百僚奏庶绩之凝。有仰惟前代之周王,而后六卿分职,兆民被康阜之实。皇上者,臣工之法也;天地祖宗者,又皇上之法也。凡兵民之相资,公师之相济,边腹朝野之相需,其端无不求之于天心之仁爱,而况祖法厘然具备,取而修明之,固甚易易也。 以不迩不殖之心风励臣下,则素丝羔羊之节著矣;以无偏无党之念倡率群工,则涣丘集益之门宏矣。又何治人、治法不交维哉!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5页)
    这是非常精要的帝王谋略,阐明了君与天的关系,臣与君的关系,以及历代君王的统驭经验。他特别强调:“皇上者,臣工之法也;天地祖宗者,又皇上之法也。”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。同时,他还点出了“天心之仁爱”的至上作用,想以此作为解决兵民关系和边腹朝野关系的基本准则,并含蓄地提醒神宗帝要以中正仁爱之心来统御天下,治理臣民。应试卷的这个结论,精明、大胆,而又含蓄、适度,到最后,还说了句很谦恭的话:“臣愚,不识忌讳,干冒宸严,曷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”(引文同上书,第285页)
    这确实是一篇十分高明的应对试卷,神宗皇帝在万历四十七年的那种心乱如麻,求贤若渴,苦寻良策的心境下,钦点庄际昌为状元,是非常合乎常理的。可惜的是,庄际昌满腹经纶,深谙治国策略,但他所陈述的治国理念,似乎未能在挽救明王朝衰败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。其深刻的原因是,朱元璋所开创的明王朝,是中国历史上中央专制集权最严重的朝廷,到了万历时代,所有的弊病都爆发了,谁也挽救不了,败亡是必然的。表层的原因是,连中会元、状元的庄际昌,未能在朝中发挥大的作用。据说,他在考试中把“马”字四点简写成一画,所以引起妒忌者上奏弹劾,虽然也有妙传说,他对此巧妙化解:“皇上英明,天下太平,国泰民安,没有战争忧患,自然是马停蹄……。”但事实上在嫉妒者的攻击下,他还是不受职而告假回归故里,直到天启元年(1621年),他才应诏入京,先后参修国史,编辑《六曹章奏》、《光宗实录》,会修《三朝要典》。后官至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读。而这时,钦点他为状元、深谙帝王谋略的神宗皇帝已经去见他的列祖列宗了,天启朝,明熹宗以国家为儿戏,也快亡了。
    庄际昌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,怀才不遇,胸有智谋韬略,而终究不得其用,后来,在他的诗文中也流露出无奈悲情,不得不超脱了。让我们读他的一首诗,感受感受:
山如数马脱衔奔,水作游龙不见源。
一径宿云开夕磐,千林秋竹碎朝暾。
人生日日无非梦,举世沄沄何足论。
且借仙楼共高卧,酒香灯影伴吟魂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人文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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